“四官，拿梅！”
令我怀念一辈子的烟斗客——我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战乱的岁月，父亲的头部受伤，虽经抢救挽回了生命，但留下了头疼欲裂的后患。
经友人推荐，用鸦片来止痛，效果卓越，却渐渐染上了毒瘾，一发而不可收拾。
1949年后，娼妓和鸦片同时在社会上取缔，黑市上的毒品，需金条方能换取，父亲耗尽了积蓄。
不久，毒品绝迹，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侄儿用布条缚住手脚，硬是戒了毒。
惊喜的是，头痛的顽疾也随之而愈。父亲的健康日益恢复，卷烟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
父亲喜欢安静，在我出世前夕，举家从繁华的上海迁居到宁静的苏州。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烟不离嘴。
工作时父亲抽三五牌卷烟，与同行闲聊讨论时抽雪茄，在家休息则抽烟斗。
父亲钟爱烟斗，从上海回苏州休假，
总会带些烟草，自己调配、剪切，用朗姆酒喷洒后晾干收藏。
烟斗是放在一只紫檀木的首饰箱里的，首饰箱共有三层，满满地放了许多烟斗，
以木质的居多，现在想来，应该是石楠木的。
另有三支非常特别的烟斗是展示在书架上的，从未使用过，
一支是象牙的，刻有盘龙戏珠；一支是玻璃的，浅蓝色的玻璃里夹有暗红的花纹；
再一支足有一尺长，非常纤细，略弯的斗嘴看着十分脆弱。
这三支烟斗，即便父亲不在家，我也未敢触摸过。
父亲分别给常用的烟斗取了一个简洁的名字，如：梅、兰、竹、菊、春、夏、秋、冬之类。
在家里，只有我才能碰首饰箱里的烟斗，因为也只有我能分清它们的名字，正确地取斗。
这使得我比起哥哥姐姐们更胜一筹，时常为此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
父亲是一位不苟言笑，满脸胡子，衣着笔挺，对子女要求严格的人。
每次回家的当晚，必定召集子女听取学习汇报。
那一刻，是我最为光鲜的一段，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是无可挑剔的乖孩子。
父亲叼着烟斗，一番语重心长的鼓励，每每都会使我满怀憧憬。
父亲期望我长大后能出国留学，当一名建筑设计师。
为此还特意带我去上海看当时国内最高的24层的建筑——国际饭店，当然，顺便登楼吃了一顿西餐。
现在记忆犹新的是，国际饭店西餐厅那些包围在柱子上的热带鱼缸，美轮美奂。
从窗户向下观望，人影如同蚂蚁般细小，叮当叮当的有轨电车也是悄无声息地爬行着。
父亲取出了一支雪茄，切除一小片后插入一截牙签，咬在嘴里慢慢地抽了起来，
又兴致勃勃地给我描述了美国的帝国大厦，
此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定要建造出胜过帝国大厦的高楼这一伟大的志向。
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唯一的一次西餐，至今再也没有踏进过西餐厅，
因为我知道，永远不会有比这次更美好的西餐了。
父亲有许多抽烟斗的同好，按照现在的说法叫斗友。
春暖花开的时节，三五好友汇聚在我家的大阳台上，喝着龙井茶，边晒太阳，边抽斗，聊着天南地北。
一天中午，开明大戏院的资方股东前来造访，父亲特意取出了一盒斗草，
方形的马口铁盒，印有鲜艳漂亮的图案，铁盒里用锡纸包裹了像墨砚模样的黑斗草，
两人愉快地抽着，交谈着，不时传出朗朗笑声。
客人临走前，赠给了父亲一支烟斗，父亲当即给取了个名：雪。因为那是支通体洁白的瓷斗。
父亲的卷烟、雪茄、烟斗和斗草之来源无外乎三处：
一是在上海远洋轮上有一位既是父亲的“粉丝”，
又是斗友的屠叔叔，每次远航归来，总会给父亲捎带一二；
二是那时在国内，凭侨汇券也可以在华侨商店（后改为友谊商店）买到一些泊来品的，
当然也有烟和草；再就是寄卖商店（也叫旧货店或调剂商店）里的二手斗了。
当然，斗草还是以父亲自己配制的为主。
父亲也有不如意的斗，这时他会以最快的速度从寄卖店转出。
父亲的一声“四官，拿梅！”，我立刻会以最高的效率准确地取出“梅”斗。
父亲会细细地审视烟斗一番，然后取出精致的麂皮草袋，解开同样也是麂皮的细带，
将斗探入袋中，用一只手在袋中摸索着装好一斗草，根本就不看一眼，
取出烟斗，手掌握住斗体，拇指扣住斗口片刻，似乎要用体温来温暖斗和草，
然后轻吸两口，用火柴点着。此时，父亲肯定是刚沏了一杯龙井茶的。
偶尔，父亲会给我讲莎士比亚，或者来两句雪莱的诗，
要不就连吐三个烟圈，一圈套着一圈，旋转着缓缓变大变淡，
紧接着便是一缕细烟射将过去，贯穿其中。那技法，我至今练不来。
父亲的压棒和通条分别是两只银质的套在手指上的小玩意，
每次用压棒前，总会先用短小的通条捣鼓一下烟草，再压平，
这过程，烟斗仍然是叼在嘴里吸着的，凭的好像就是感觉和经验。
看父亲抽斗是一种享受。叼着时威严，持着时优雅，架着时别致，尤其是点火那一刻。
父亲永远只用一根火柴点着烟斗的，先点前半根，然后移开火柴，手指上的压棒迅速舞动，
再继续点后半根，浓浓的烟雾从火红的斗口冒出，屋子里顿时弥漫着烟味。
我喜欢闻那香甜的芬芳，若在远处闻起来则更雅，淡淡的，若隐若现。
如此这般，我也算是从小就与烟斗有缘的了。
但真正将烟斗植入我心灵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
那些事我在“烟斗村”里讲过，在这里再次引用，也好让未读过的朋友有个了解。
从英国3B烟斗说起——我的烟斗情结
我的第一支烟斗是240元的3B烟斗。
记得当时找遍了淘宝网才发现上海烟具城有卖，于是请办公室的徐小姐网购了一支。
此后又陆续添置了几支千元以上的手工斗，或许是童年的烟斗情结在作怪，
也或许我真是个烟斗村里的“贱民”，总觉得那支便宜的3B好用。
我第一次听到3B这个名字是在四十多年前杭州九溪十八涧的一个茶农的竹棚里。
那是一个初春的早晨，蜿蜒的山间小路，青草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
满山的竹林被雾笼罩着，空气是那么的湿润，鸟儿嬉戏。
父亲和赵丹先生坐在茶农的竹棚里那只别具一格的竹编小方桌前，一边喝着刚炒焙出锅的龙井，
一边侃着，我则专注地在看茶农用粗糙却又灵巧的双手炒焙着茶叶，
茶农憨笑着用杭州官话说是要给两位先生带走尝尝鲜。
那时我刚满十岁，不喝茶，更不懂茶，
只是觉得那扁扁平平的龙井绿得好看，而且发出阵阵清香。
不一会，茶叶炒焙好了，赵丹先生招呼茶农等茶叶凉了再装盒，先一起上桌喝茶。
茶农抓了一大把香榧子给我吃。茶农落座后掏出了长长的旱烟筒，竹竿铜头的那种。
父亲和赵丹先生也取出了各自的烟斗，他俩交换了烟草，用几片茶叶垫底后再装草点火。
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烟斗，原来，父亲和赵丹先生都是用的英国的3B烟斗。
于是，免不了对3B大加赞赏，父亲更是掏出了两件宝贝：套在手指上的压棒和通签，
赵丹先生的眼睛非常明亮，此时更是放出了光芒，连说“好白相，好白相”（上海话好玩、有趣的意思）。
3B这个名字就此植入了我的心灵。
父亲烟瘾很大，除了吃饭、睡觉、演出外，烟不离口。
常抽的是粗壮的雪茄，总是用小刀切除一头再插入一截火柴杆咬在嘴里；
其次抽的是听装的三五牌香烟；再其次便是烟斗了。
父亲只有在回苏休息，心情十分愉悦、放松的时候才悠闲地抽斗，
烟草也是从上海带回的黄黑两种草叶自己调配完成，
父亲会把烟叶摊平在地板上，取来母亲常喝的郎姆酒，
用嘴将酒均匀地喷洒到叶面，搅合切碎晾干后收藏和使用。
杭州回来数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小将们冲进我家，以雷霆万钧之势，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
当然包括父亲的许多烟斗，对封资修的烟斗，除了踩还需砸。
当父亲急急忙忙从上海赶回，望着母亲整理在纸盒里的一大堆破碎解体的烟斗，
父亲脸色陡变，双手颤抖，许久才说出了两个在十年后流行的字眼：浩劫。
然后关照阿姨拿出去生煤炉吧。
我跟着阿姨下楼，下意识地挑出了一只还算成形的烟斗，
那正是一支崭新的3B斗，只是斗嘴断裂了，我将它收藏了起来。
那时我正为不翼而飞的成套中外邮票心疼不已，得此稍微弥补了心灵的伤痛。
俗话说：祸不单行。
不久，父亲便在上海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万念俱灰的母亲仅仅带回了父亲的一把剃须刀。
一家人没有眼泪，只剩迷茫。我也在苦难中度过了我的少年时期。
那支捡回的3B烟斗被我用剪碎的乒乓球放入香蕉水里合成的胶水粘合完整，不时会悄悄取出看上一眼。
几年后，在我登台扮演刁德一时，我居然异想天开，斗胆地篡改了革命样板戏，
叼着那支烟斗取代了卷烟，被工宣队骂了个狗血淋头，差点被踢出学校宣传队。
我终于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父亲也平反昭雪了。
然而，含辛茹苦的母亲却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我。
下葬的那天，十多年来积聚在胸中的多少苦痛，多少委屈一下子喷发了出来，
我嚎啕大哭，望着父亲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我小心地放入了母亲从上海带回的那把剃须刀和那支劫后余生的3B烟斗。
这就是我的烟斗情结。抽斗对诸位斗友来说是一种享受，对我则是一种深深的怀念。
是啊，有什么比深深的怀念更为沉重的呢？又有什么比深深的怀念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呢？
每当我想起父亲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脆弱的心灵便有了依傍，
那一声“四官，拿梅！”的呼唤会久久地，久久地在耳旁回荡……
哦，父亲！你是我唯一的会怀念一辈子的烟斗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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